交通应当好扩内需稳增长先行官

林莉贤  石凌

新冠感染疫情全球流行蔓延以来，中央政治局多次会议强调要“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，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”。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，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。在此环节中，交通依然要发挥先行官的作用，其投资的“乘数”效应对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“六保”任务十分重要。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.1%，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逆势增长，同比增长6%。

本轮实施的扩大内需战略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创新驱动、转型升级、高质量发展为主要思路。这要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聚焦重点难点，精准投资、高效投资，把资金用在刀刃上，通过增加有效投资，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和服务质量，催生消费增量，带动经济增长。基于此，笔者建议现阶段交通工作的重点主要体现在“谋规划、强基建、促消费”。

以传统交通基建为抓手  夯实经济发展之基

有效落实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战略、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相关区域发展战略，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向，系统谋划，高效优质做好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等系列规划的编制工作，充分发挥规划的宏观性、战略性、前瞻性引导作用，有目标、有思路、有计划、有准备、分阶段，以高水平规划引领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。同时，各级政府也要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严格按照规划执行，不得随意修改、违规变更，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。

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我国传统稳增长的重要工具。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，国家都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重点方向；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“两新一重”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领域。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“十四五”乃至“十五五”时期内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。

强化区域联动。京津冀暨雄安新区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成渝双城经济圈，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是我国人口流入的吸引地，是资源和资金的聚集地，也是城镇化进程最快的区域，一直是我国经济的重心，是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主体。这些区域应进一步提升交通基础设施供给能力，并适度超前建设。强化城市群之间大循环，推进综合交通大通道、大枢纽、大港口、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，优化内部各城市间的微循环，完善城际间的铁路、高速公路、快速环线、城际轨道等交通基础设施配套。

加强乡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。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产业、城镇、村庄、人口分布将发生重大变化。为适应新的发展态势，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应加快补齐短板，继续建设“四好农村路”，推进具备条件的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（组）通硬化路建设，有效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度，推动具备条件的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建设，统筹农村客货运资源，推进具备客运、物流、旅游集散、商贸等多功能的县级综合服务中心、乡镇综合服务站建设。

以新基建为着力点  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

近两年，智慧公路、智慧港口、自动驾驶、无人配送等新型基础设施蓬勃发展。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，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内涵、布局重点、运营模式、经济效益等都在不断演变探索过程中，如何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，世界各国都在摸索尝试。率先找到推动新基建的有效路径，将成为决定未来各国数字经济竞争力的关键。因此，应因地制宜，多元化、弹性化、协同有效推进新基建。

现阶段，新基建作为扩大内需的手段之一，可考虑重点在集聚能力强、资源需求大、服务需求高效化多样化的东部地区，以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，选取重点领域，以示范工程的形式推进。例如，考虑在浙江、山东选取新建高速公路进行车路协同、自动充电的示范，推进智慧高速公路建设；在深圳、雄安新区探索出行即服务（MaaS）系统在多个场景试点应用；在雄安新区尝试市政道路、管廊与物流配送通道进行无缝衔接和深度融合，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以交通建设挖掘消费潜能  响应消费升级

交通运输在促进消费中发挥着“催化”作用，能明显带动关联性消费，刺激高品质消费。

一是进一步完善铁路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，为激发消费潜力创造条件。重点推动对促进消费作用明显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，特别是铁路与轨道交通的“两网融合”、城乡间快速/普速铁路建设、城际间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、城市过境公路的市政化改造，提高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和水平，提升居民的出行意愿，带动出行和生活消费、旅游消费、汽车消费。

二是深入推进运输服务提档升级。推进客运联程联运，提升各运输方式衔接和“最后一公里”接驳服务，增强旅客出行消费的体验感和幸福感；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技术，精准对接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出行、餐饮配送、快递投送等升级消费；构建完善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，加快绿色农产品进城和优质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，促进农村的多样化消费。

完善投融资模式  强化资金保障

一是积极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。主动作为，充分研究政策，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资金的支持。在现阶段财政收入下降、支出扩大的巨大压力下，政府资金无疑是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；同时，争取国家债券额度和税收、规费减免缓政策，降低融资压力和项目运营压力。

二是优化政府资金分配结构，扩大有效投资。除了社会保障兜底部分、基本公共服务部分之外，政府资金应投向“乘数”效应大、“催化”作用强、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的优质基础设施建设，以拉动更强劲的内需。按照“惠民生、促发展”的原则，优先支持满足条件的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，在此基础上，择优选择示范性强、带动作用明显的新基建项目。

三是合理利用社会资本。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巨大空间，运用好PPP、BOT等融资方式，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，完善多元化的融资机制。对于新基建，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，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，避免政府资金的大规模投资，同时也要加强规划引导，合理把握建设节奏，防止社会资金大水漫灌、一哄而上、盲目投资。

（本文发表于2020年9月16日中国交通报）